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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他的诗中到处都是爱他的与他爱的人

归档日期:05-25       文本归类:奥登      文章编辑:爱尚语录

  奥登确信,我们的现实世界虽然充满了堕落和罪恶,但依然可堪拯救。每一首成功的诗作,都必然体现了这种拯救的力量,都展现了天堂般的景象。

  让我们先从布罗茨基说起,1972年6月4日,32岁的布罗茨基怀揣着祖国强塞给他的护照,独自从列宁格勒的普尔科沃机场起飞,开始“猛嚼流亡的面包”。从专制封闭的祖国一下子来到眼花缭乱的西方,布罗茨基经受了短暂的眩晕。

  他坐在自己的行李箱上,形单影只,一脸茫然。事实上,布罗茨基的流亡之路说不上多么坎坷,刚到欧洲,他便见到了自己的偶像、英国大诗人温斯坦奥登那张“惊人的脸”。奥登当时正在奥地利的吉尔赫施特腾小镇度夏。自1958年以来,他差不多每个夏天都来此。奥登“像一只抱窝的母鸡”一样迎候了他,带他参加重要的诗会,为他的诗集作序,将他介绍给希默斯希尼、以赛亚伯林等人。

  布罗茨基认为,暮年的奥登之所以对他充满好感和好奇,是因为他来自陀思妥耶夫斯基、托尔斯泰和契诃夫的故乡;更重要的是,奥登对那个将他驱逐出境的体制充满了厌恶。布罗茨基得遇暮年的奥登,是他的天命和运气;对奥登而言,布罗茨基不过是他晚年经常资助和提携的诸多后辈之一。自1950年代开始主持“耶鲁青年诗人丛书”,他曾极力提携过艾德里安娜里奇、W.S.默温、丹尼尔霍夫曼、约翰阿什贝里、詹姆斯赖特、约翰霍兰德等后辈诗人,一如当年艾略特提携他。

  布罗茨基最后一次见奥登是1973年7月,在伦敦的斯蒂芬斯彭德的家里。“威斯坦正坐在桌子旁边,右手夹着一只香烟,左手端着高脚酒杯。关于鲑鱼的冷酷这个主题高谈阔论。由于椅子太低,由家庭主妇拿两册牛津英语字典凌乱地垫在他屁股下面。那时我认为我看到的是唯一一个有资格用那些书当座位的人。”布罗茨基巧妙地恭维了奥登。布罗茨基对奥登充满了钦佩,1964年,当他还在俄罗斯高寒地区的流放地时,他初次读到了奥登,境界大开。

  “(这是)我一生中最好的时期之一。” 布罗茨基后来回忆说,“没有比它更糟的时候,但比它更好的时期似乎也没有。我认为这个人是二十世纪最伟大的心灵:威斯坦休奥登。”

  这是他对奥登的评价。为了取悦这个“影子”,他甚至开始改用英语写作,“这是一个人向另一个更好的人所能做到的极限:在他静脉中延续;我认为,这是文明涉及的一切。”(摘自布罗茨基《小于一》中“取悦一个影子”)

  此时,距奥登遽然离世只有一年多一点的时间。晚年的奥登虽然在个人生活上依然马马虎虎,室内陈设永远乱糟糟的,身上的衣服可能一个月不洗,但工作安排却极有规律。布罗茨基见证过奥登一天的生活,早晨做什么,上午喝什么,晚上几点睡,几乎雷打不动。斯彭德也曾回忆说,奥登生活极有规律,如果有人在他工作时间来访,他会毫不客气地拒绝。到了晚上睡眠时间,即便高朋满座,他也会赫然起身,走回卧室。唯一对他健康不利的是,他晚年酗酒越来越厉害。他还患有心脏病,而且感到越来越孤独。

  去世前两年,他曾到访汉娜阿伦特的公寓,试探着向她求婚。他的理由是,两个人都是单身了,应该在晚年互相做个伴。当时阿伦特的丈夫刚刚去世不到一个月,面对一个“像流浪汉一样”的求婚者突然出现在面前,汉娜感到很吃惊。他们曾见过几面,但算不上亲密朋友。

  阿伦特曾到访过奥登在纽约东村的公寓,那天夜里一群朋友乱哄哄的,奥登仅有一把搅拌咖啡的小勺子,让一桌子的客人轮流使用。阿伦特实在受不了奥登的单身汉生活,有一次她硬逼着奥登去买了自己的第二套西服。但她并没有打算就这样一直照顾他下去。她曾对自己的女友玛丽麦卡锡说:“对于他来说,我是很重要的,他非常爱我。我必须拒绝他,全面地想想,我已经把自己忘了。我讨厌怜悯,也感到害怕,一直是这样。我还不知道有这样怜悯我的人。”

  阿伦特用了“怜悯”一词,而不是“爱”。她知道奥登即使爱她,也非男女之爱。她对奥登的感情大概也是如此,一种复杂的怜爱。她一生所信仰的箴言就是“不要怜悯”。但她没想到奥登这么突然就离开了这个世界。三年后的1973年9月8日,奥登在他的夏季寓所因心脏病突发而辞世,终年66岁。阿伦特特地赶去参加了葬礼,并在留言簿上写下了记忆中的两行诗:

  1975年,感恩节的第二天,阿伦特在下出租车时,被下水道的井盖绊了一下,跌了一跤。她预约了医生,打算第二天去看看,但因暴风雪而耽误了行程。12月4日,她在家里招待朋友时,在短暂的几声咳嗽之后,突然从椅子上倒了下去。心脏病突发,再没有醒来。

  1996年1月27日,是个周日。布罗茨基把手稿和图书塞进手提包,准备好第二天上课的资料后,他跟妻子道了晚安,说还要再工作一会儿,转身进了书房。第二天早晨,妻子发现他躺在书房的地板上,衣服也没脱,眼镜放在一部翻开的古希腊诗集旁。医生说,他是心脏突然停止跳动而辞世的。

  奥登被认为是继艾略特之后最优秀的英语诗人,他和同在牛津大学读书的刘易斯、麦克尼斯、斯彭德等人独领1930年代的诗坛风骚,被称为“奥登一代”。“这些人英才勃发,一起降临诗坛,宛如一个新的英雄时代来到,就连老诗人叶芝在编《牛津现代诗选》的时候也收进了他们的作品,并自叹不如。”王佐良在《英国诗史》中如是说。当时只有二十多岁的奥登已写出了诸如《美术馆》、《谣曲十二首》、《吉小姐》、《致拜伦勋爵的信》等名作。《新诗》的主编杰弗里格里格森称奥登为“庞然大物”,狄兰托马斯恭维这位比他年长的老兄具有“广度和深度”,可以想见奥登当时的风头多么强劲。

  在奥登刚开始写诗的年代,哈代、叶芝等老诗人尚在,艾略特正如日中天,而拉金、休斯、狄兰托马斯等人则要比他晚上一代。他视哈代为自己“诗歌上的父亲”,并从他那里习得“鹰的视域”一种站在高处俯瞰生活的本领;他对叶芝感情复杂,“他是,当然喽,一个非常伟大的诗人”。另一方面又认为叶芝(和里尔克)给他带来一种坏影响曾诱惑他进入到一种夸饰的修辞语言。艾略特作为费伯出版社的编辑和《标准》诗刊的主编,扮演着青年导师的角色。他对奥登可谓提携有加,虽然他在替出版社审稿时拒绝了奥登的诗集,但还是在自己编辑的诗刊《标准》上发表了奥登的处女作。

  当时的奥登才二十啷当岁,还是个大学生。但在写作风格上,奥登却避开了艾略特的锋头,另辟蹊径,直接回到了拜伦甚至蒲柏的路子上去了。他视艾略特为拓荒者,开创诗学新范式的先锋派,而他自己则要重新做回一个艺术上的守成者。“艾略特对其他诗人的直接影响很小,真的。我是说很少有人不经意读到一首诗后,会说:哦,他读过艾略特吧。人们会受叶芝和里尔克影响,但艾略特不会。他是个非常特殊的诗人,不可模仿。”所谓不可模仿,无非是风格上的独创性过于明显,模仿就是找死。因此奥登宁可往回走,着迷于恢复传统的诗歌形式,在一个守成的位置上开拓自己的天地,而不是顺理成章地去做一个“现代主义的继承人”。

  奥登认为,即便从一个快乐主义者的角度来说,“一个人若根本没什么形式感的话,怎能享受到写作的乐趣”?他在评价叶芝时说的一番话,更像是在为自己辩解:“大诗人们有一个显著的特点,那就是他们会坚持不懈地自我发展。一旦他们掌握了某一类诗作的写法,他们就会进行别的尝试,引入新的主题,新的写法,或者两者皆有,尽管尝试的结果可能不尽如人意。他们的心态,就像叶芝所说的,痴迷于挑战难度”也正因此,“大诗人在一生中写的坏诗,极有机会多过小诗人”。何为“大诗人”?奥登为“大诗人”列出了以下几个条件:

  5.就所有诗人的作品而言,我们区分他们的少作和成熟作品,但是大诗人的成熟过程必须持续至他逝世。

  这几条标准看上去就像奥登为自己量身定做的,他差不多全部符合。首先,他写得够多,奥登生前一共出版35部诗集,其他还有散文集、歌剧集、评论集等;其次,他处理的题材足够广泛,展示的风格足够鲜明,他能够用从古到今的各种诗体写作;最为关键的是,他是一个不断成熟的大师,每一个人生阶段都呈现出不同的成熟度,他是在不停的蜕变过程中最终完成自己的。如他自己所说:写一首好诗不难,难的是在不同的阶段包括创作的最后阶段,总能写出不同于以往的好诗。

  1938年,奥登和伊舍伍德应费伯出版社的邀约,有过一次中国之行,并留下了一组战地十四行。在此之前,他都是以一个左倾的、关注时事、强调介入的诗人形象被关注的。他早期的诗作中夹杂着马克思主义的青年思潮和弗洛伊德主义的情欲混合物,他希望以马克思主义来疗救时代弊病,而以弗洛伊德主义来救赎自身的罪。

  在1930年代的西方青年思潮中,这既不新鲜,也算不上多么荣耀,奥登在接受这个标签时或许并没有多少自觉。他后来曾反思说:“回溯过往,我发现我和朋友们对马克思的兴趣更多的是出于心理上的原因,而非政治上的考量;马克思吸引我们,就像弗洛伊德吸引我们一样,它们都是撕破中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技术性工具。”我读奥登早期的诗作,关于“介入”的篇章实在有限,更多的是一些充满知识与典故的对历史的书写、一种热烈而隐晦的情欲表达,以及一些讽喻性的小品。

  1936年底,他曾寻求加入国际纵队参与西班牙内战,但最终也只是在萨拉格萨前线短暂逗留了几天便返回伦敦。西班牙之行让奥登颇为沮丧,“回来以后,我不愿谈论西班牙,因为我被耳闻目睹的很多事情给弄得心烦意乱。”在他看来,西班牙内战无非是斯大林势力和希特勒势力在较量,除了死了很多人,哪一方获胜都难言真正的人性的胜利。他写下了《西班牙》一诗,一百零四行,有着奥登式的美妙修辞和超然的政治立场,整首诗在“昨天”、“今天”、“明天”的循环往复中呈现出一种整饬而变化不已的惊人效果:

  1939年,从中国战场回来后,奥登便和衣修伍德一道移居美国。此时欧洲上空战云弥漫,而奥登对政治的反感却与日俱增。赴美之后,奥登重新皈依了基督教,他诗中的宗教色彩和禁欲味道也越来越浓厚,谦卑、仁慈和爱成为最常见的主题。事实上,早在1930年代初期,奥登就萌发了“爱邻如己”般的宗教情感。如写于1933年的《夏夜》:

  当时奥登正在苏格兰的一所中学做教师,某个晚上他和三位同事闲坐,他有生以来第一次体验到“爱邻如己”的真实含义,那“如花般欣喜异常”的“初始之光”。“事实上,在那次体验发生的时刻,我就已经想过要永久地重返基督教信仰了。”奥登后来回忆说。重返基督信仰,让奥登毫无犹疑地将“爱”作为了拯救的力量。奥登的这一信仰转变,也让他的诗歌转向一个新的向度从对公共事务的热情转向对心灵个体的殷殷期盼,将吁求的对象由人类社会转向神,在对神性的呼告中召唤人性的高贵,从而将改善人类处境的重担压在每一个个体的人性觉悟之上。

  基于这种“爱的信念”,奥登确信,我们的现实世界虽然充满了堕落和罪恶,但依然可堪拯救。每一首成功的诗作,都必然体现了这种拯救的力量,都展现了天堂般的景象。正是基于这种爱的信念,才会在《诗悼叶芝》的悲伤底色中出现如此暖色调的诗句:

  奥登皈依基督,多少跟他的爱情生活有关。1939年4月,奥登初到美国,认识了一位比他小14岁的美国少年卡尔曼,两人随即坠入情网,奥登甚至还迫不及待地为自己戴上了婚戒。此时,伊舍伍德已在加州与年轻的美国画家大卫霍克内生活在一起。然而过不多久,卡尔曼就移情别恋。此事对奥登打击很大。奥登此前虽频繁更换伴侣,但直到卡尔曼出现,他才感到找到了灵与肉相和谐的真爱。

  失恋后的奥登痛苦不堪,并一直禁欲。是宗教信仰帮他从那段并不对等的关系中解脱出来,让他从一种狭隘的私欲之爱跃上更为阔大无私的神性之爱,不再爱得那么狭隘和痛苦。“如果爱不能相等,/让我成为爱得更多的那一个”。卡尔曼情变几个月后,奥登与他达成共识,两人仍然保持亲密联系,但不再发生肉体关系。此后多年,奥登一直在一种宗教情怀中禁欲。

  在皈依基督教的同时,奥登也成为克尔恺郭尔式的存在主义信徒,尤其是克尔恺郭尔对“婚姻之爱”的阐释,更是打动了奥登:“浪漫之爱可以在瞬间得到完美的诠释,婚姻之爱却不行,因为一位理想的丈夫体现于生活中的每一天,而不是某个瞬间。”中年之后的奥登也渴望这种“婚姻之爱”,因为这有利于重建一种生活新秩序,同时也符合宗教精神,一个理想的丈夫类似于一个虔诚的教徒把信仰灌注进生活的每一天。

  然而作为一名同性恋者,奥登的感情生活注定坎坷,内心的焦虑和压抑可想而知。“在某种程度上,同性恋是一种恶习,就像咬手指。”他说。他曾有过一次法律意义上的婚姻,1935年6月,为了帮助托马斯曼的女儿艾瑞卡曼获得英国护照以逃离纳粹德国,奥登与她办理了婚姻登记,不久即解除了婚姻关系。

  1946年,试图在两性婚姻上再做尝试的奥登,与一位叫罗达贾菲的离婚女人发展了一段为期一年左右的异性恋,奥登事后跟朋友坦承,“我试着跟一个女人交往,但这是一个天大的错误”。而罗达贾菲却说,“威斯坦在床上是个真正的男人”。

  此后,奥登再也没有尝试过异性恋,直到晚年遇到新寡的阿伦特。“若是跌倒,这人可以扶起他的同伴;若是孤身跌倒,没有别人扶起他来,这人就有祸了!”那又是一段多么凄惨的感情经历啊,两个如此优秀的人物,注定无法在一起,只能“在哀叹的恍惚中/吟唱人间的败笔”。

  近半个世纪里,奥登不断给英语诗歌注入新的气象。他的作品从政治写到宗教,从城市写到乡村,华美词章俯拾皆是,街谈巷议亦可入诗。

  《奥登诗选》上下卷是作者自愿保留的诗歌全集,文本获得过他本人的首肯。内容基本包括了此前各版奥登诗集的全部内容,并且涵盖诗人后期的所有短诗集,可以说,奥登诗歌的精华已尽数裒辑于此。纵览书中篇什,令人不禁赞叹奥登诗艺之精巧,情怀之广博,而古老的西方文学传统,更是在他笔下,一次又一次重现往日的荣光。

  此书是两卷本《奥登诗选》的精华版本,选取奥登最为脍炙人口的抒情诗,篇篇可颂。

  《染匠之手》收录了一代文学巨匠W.H.奥登精彩纷呈的散文作品,包括他作为牛津大学诗歌教授发表的著名讲演录。书中的文章题材广泛却又互有关联,对诗歌,对艺术,对人生的种种境况都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这些所思、所感独出机杼,不落窠臼,核心的关注点虽然是文艺,立论的背后却是作者在二十世纪中的全部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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