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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登诗选:1948—1973》:你从未听说月亮会消失不见

归档日期:11-30       文本归类:奥登      文章编辑:爱尚语录

  自1927年初出茅庐到1973年魂归诗国,近半个世纪里,奥登不断给英语诗歌注入新的气象。他的作品从政治写到宗教,从城市写到乡村,华美词章俯拾皆是,街谈巷议亦可入诗。

  本书是奥登自愿保留的诗歌全集的下卷,文本获得过他本人的首肯。此书连同已经出版的诗选上卷包括了此前各版奥登诗集的全部内容,并且涵盖诗人后期的所有短诗集,可以说,奥登诗歌的精华已尽数裒辑于此。纵览书中篇什,令人不禁赞叹奥登诗艺之精巧,情怀之广博,而古老的西方文学传统,更是在他笔下,一次又一次重现往日的荣光。

  W. H. 奥登(1907—1973),英国著名诗人、评论家(由于出生于英国,后来成为美国公民,所以也有人将其列为美国作家),举世公认的二十世纪最伟大的作家之一。奥登的作品数量巨大,主题多样,技巧高超,身后亦备受推崇,其独特风格对后辈作家影响深远。

  马鸣谦,新锐作家、诗人,曾在《上海文学》等刊物上发表诗歌及诗论,长篇小说《隐僧》于2010年出版,被认为是国内第一部学术悬疑小说,反响颇佳,迅速售出海外版权。业余研习诗歌理论及诗歌翻译多年,与蔡海燕合作翻译《奥登诗选:1927—1947》《奥登诗选:1948—1973》。

  蔡海燕,2010年毕业于浙江大学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研究所,获博士学位。2011年进入浙江财经学院人文学院从事教学科研工作。在《外国文学评论》、《外国文学》等期刊上发表关于奥登的论文近十篇。出版译著多部。与马鸣谦合作翻译《奥登诗选:1927—1947》《奥登诗选:1948—1973》。

  王家新,著名诗人、诗歌评论家、教授。主要从事诗歌创作、批评、翻译及中西现代诗歌研究,出版有诗集《纪念》《游动悬崖》《王家新的诗》《未完成的诗》,诗论随笔集《人与世界的相遇》《夜莺在它自己的时代》《没有英雄的诗》等;翻译有叶芝、奥登、卡内蒂、策兰、茨维塔耶娃、曼德尔施塔姆、夏尔、阿米亥等人的作品,出版有《保罗 策兰诗文选》。负责《奥登诗选:1927—1947》《奥登诗选:1948—1973》译稿校订。

  爱德华 门德尔松:用英语写作的诗人当中,真正属于二十世纪的,奥登是第一人。

  朵渔:《W. H. 奥登:教会自由的人如何称颂》,刊于《南方都市报》2014年8月24日号

  奥登说艾略特“是个非常特殊的诗人,不可模仿”。所谓不可模仿,无非是风格上的独创性过于明显,模仿即死亡。因此奥登宁可往回走,着迷于恢复传统的诗歌形式,在一个守成的位置上开拓自己的天地,而不是顺理成章地去做一个“现代主义的继承人”。在风格上,奥登与艾略特也大为不同。奥登更加看重诗歌的可交流性,“没有与人交流的愿望,不会成为艺术家,只会成为神秘主义者或疯子”。若想达到一种普遍的交流状态,他的作品在风格上必须是“轻”的,也就是说,“他不会觉得自己与众不同,他的语言会很直接并接近普遍的表达”。——

  王家新:《诗的翻译如此难,何况是奥登》,刊于《南方都市报》2014年9月25日号

  诗的翻译从来就是很难的,何况翻译奥登这样一位复杂多变的巨匠。坦言讲,奥登让我本人望而生畏。我可以和策兰、茨维塔耶娃、曼德尔施塔姆这样的翻译对象建立一种精神和语言的“亲密性”,并在翻译中达到某种得心应手的境地,但和奥登会隔着一层(纵然我翻译的奥登的《爱的更多的一个》受到了称赞,但那只是一个个案)。正因此,我佩服马鸣谦这样的知难而进的译者。我们还可以比较一下艾略特与奥登,奥登显然要更难译,但是马鸣谦承担了这一重任,其大部分翻译也为首译,包括奥登的各种让人难以应对的诗体。——

  在斯彭德眼里,奥登除了有极高的文学天分,他一早就对自己的人生无比明晰,丝毫没有一般年轻人患得患失不知要往哪里去的迷惘。他把牛津当成方便的旅店,可以住,可以读书,可以交朋友,并不理睬象牙塔里的繁文缛节,也不在乎除了自己圈子之外的权威的看法。斯彭德也写诗,他和奥登初次见面时交流了写诗的频率。斯彭德说,我一天能写四首。奥登说,你真有力气!我三周才能写一首。斯彭德觉得无比汗颜,当即决定以后也三周写一首。奥登教会斯彭德如何判断诗歌的好坏,他欣赏的诗人有Wilfred Owen、Gerard Manley Hopkins、Edward Thomas、A. E. Houseman,当然还有艾略特。他告诉斯彭德,一首诗的主题只是挂住诗歌的钉子。一个诗人好像药剂师,要把词语炼成诗,同时避免带入自己的情感。情感和感觉只是构思诗歌时的刺激物而已,动笔时应该退场。 ——

  这部诗选包括了奥登从四十一岁到他去世的六十六岁之间(其后期创作生涯)所写的诗歌作品,与上卷《奥登诗选:1927—1947》正好成为合璧。随着年齿日长,奥登深信其诗歌的风格和主题必须与他本人发生同步的改变,他必须持续不断地发现适合其年龄的新的写作方式,而无须去迎合他所处的历史和文化的时代环境。他并不纠结于这样的问题:“我在1967年应该怎么写?”只会自问:“我在六十岁时该怎么写?”

  奥登1907年出生于英国的约克郡。他在二十多岁时写的诗歌晦涩而热切,部分作品具有政治宣传的色彩,另一些则表达了强烈的个体孤独感。从英国移居美国后,在他三十岁多岁时,他所写的很多诗歌关涉了个人情爱的快乐和丧失所爱的痛苦,与此同时,他也从一个新教徒的角度,开始书写大篇幅的雄心勃勃的诗作,探索的主题包括了艺术、政治、文化和社会。

  从本卷《诗选》开篇的1948年,奥登开始在欧洲度夏,冬天则回到纽约。从1948年到1957年,每年夏天他都住在那不勒斯的离岸岛屿伊斯基亚岛,期间所写的诗歌,开始试图理解风景的物理世界和人类身体的关系,其书写方式与地中海文化和罗马天主教文化保持了一致。《石灰岩颂》表面上是一首关于伊斯基亚岛风景的诗,真正的主题是赞美身体的神圣意义。在他写于上世纪四十和五十年代的大型作品譬如《田园诗》组诗和《祷告时辰》组诗中,他再次探索了身体神圣性的主题和日常生活的复杂社会关系。

  在1948年之前,他曾写过四首长诗,《新年书简》、《在此时刻》、《海与镜》和《焦虑的年代》,但之后他就停止写长诗,转而写作主题连贯的系列短诗,譬如奥登用去了好几年的时间才最终完成的《田园诗》组诗。他对视角单一、专注于情感和历史问题的单篇长诗提不起什么兴趣,更希望对从多元角度来审视这些主题,而采用组诗的形式,每一首诗就能处理写作主题的某个不同侧面。他对早年曾吸引过他的严肃的历史、心理、宗教理论也不再热衷,转而对人类经验的多种面向投入了更多的关注。

  他的兴趣转向的一大标志,是他有了新途径去切近历史——对奥登而言,“历史”如今意味着独立个体的特异行动,而非国家和帝国的抽离了个人的大规模运动,“历史”由人类自主完成(不管结果是好是坏),而非受自然本能或大时段的历史周期所驱使。在他1960年出版的诗集《向克里俄致敬》中,有很多诗作都是类似思考的产物。

  1958年,奥登将他的度夏地从意大利转到了奥地利,他在一个名叫基希施泰腾的村庄买了一栋十八世纪的农舍,从那儿坐火车去维也纳只有一小时的路程。他写出了十五首诗,合成组诗《栖居地的感恩》来表达自己的喜悦之情,奥登有生以来第一次拥有了自己的屋宅。他也写过一些很隐晦的诗,其中描绘了最终产生出纳粹分子的诸般残忍野蛮——他指出,奥地利人是最坚定的纳粹支持者——他看到兽性潜伏在每个人的头脑中。

  在此期间,奥登诗歌的语调变得更为平静,不像早期作品那样有明显的技巧性,很多读者为他作品的这个变化感到遗憾。但另外也有一些读者(包括笔者)认为,相比于早期作品,奥登的后期作品更能深深地打动人心,因为它们具备成熟而复杂的智性。“此类游戏需要耐心、先见之明和策略,如同战争和婚姻”(如他在《游乐场》一诗中所写的那样),他深深明白这一点。

  自1939年离开英国定居美国后,除开在欧洲度夏以外,奥登大部分时间都住在纽约。1972年,他离开纽约和美国,搬回了牛津。他在那儿只住了一个冬天。之后,他在奥地利过完了最后一个夏天,1973年9月,他在返回牛津、中途停留维也纳时溘然长逝。

  奥登曾经说过,他所有的诗都是为爱而写。即便他那些看似抽象而非个人化的诗歌,也都在尝试与读者建立某种交流;他认为他的读者都是独立个体,他可以倾吐衷言,也可以与他们面对面的交谈,读者并非集体性的大众,他并不是从一个更有知识、更具权威的位置来发表演讲。因其所表现出的全部学识和高超诗艺,他或许是表达平等和爱的最伟大的英语诗人。

  初秋九月,将几经磨合的终校稿交付给编辑时,似乎只是发出了一封寻常的邮件。

  此刻正坐中饮茶,茶苦而回甘。细想译介奥登的前后事,心情亦如这茶滋味。之前开始动手尝试时,如果知道要耗费如此多的精神心力、会延续这么长的时程,我还会有决心去做么?

  说实话,当时并没有太多想法,只是这么一步一步地往前走。走着走着,又有缘遇上几个会心的同路人,路也就慢慢地走通了。将奥登诗作较完整地引入中文读者的世界,到今天,这件事终于可以说是初步做成了。

  第一个当然是浙江财经大学人文学院的蔡海燕博士。我们是因翻译奥登而结识,09年初见面时,她还在浙江大学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研究所念博士。两人一见如故,而我发现她对奥登作品和创作背景的了解恰可以补足我的很多不足;上下卷译稿合成后超过了一千页,为便于读者对诗作本文的理解,加入了很多背景介绍和所用典故的注释,诗集上卷的译者序,也主要依据海燕的博士论文扩充写成。海燕为此付出了很多努力与辛苦,这是必须要予以重申的。收入诗选的每一首,都经过我和她很多次的讨论和修改。头几年,我们还在用messenger进行线上讨论,因为对原文理解和译文处理的不同看法,我们会援引论据来说服对方,有时还发生了激烈的论争。这样的情景,是认真到有些可笑的,但今天回想起来,却是很可珍惜的回忆。毋庸置疑,对奥登诗文的共同的热爱,才能让彼此的合作能保持这么长久。而倘若没有得到海燕的协助,由我一人独力完成,《奥登诗选》要顺利问世会很困难,也不会做到今天的程度。

  第二个要感谢的,是奥登文学遗产基金会的门德尔松教授。得知我们在做奥登译介后,他热情地给予了多方面的指导,也包括在版权联络上的引介,这为奥登作品的引进提供了不少方便。而且,门德尔松教授还不辞繁冗,为诗集的上下卷分别撰写了《前言》。这两篇文字勾勒出奥登前后期创作的脉络和特色,简要阐明了其内蕴意涵;对中文世界的读者来说,它们将是测听奥登原声的不二指南。

  第三个要感谢的是译文社的黄昱宁女士。当我和海燕很莽撞地带着上卷译稿去上海时,黄女士给了我们及时的肯定,鼓舞了我们的信心;其后几年,她一直在跟进我们这项工作的进展。此后,由她主持,更对原有规划加以扩展,筹划了奥登文集的出版项目。除开已出版的旅行记《战地行纪》和《奥登诗选》上下卷以外,译文社后续即将推出奥登散文集《染匠之手》和《序跋集》。《奥登诗选》和文集其他译作的诞生,黄昱宁女士是不可或缺的推手,她不仅有一双见微知著的慧眼,更有作为出版人的决断力。

  由黄女士出面邀请,诗人、译者王家新先生参与了诗集上下卷的审校。家新先生是诗歌创作和译介上的前辈,得到他的鼎力支持,对译文的整体品质无疑是一个重要的保证。我们仔细读过他所标出的每一条译文处理的意见,在此也必须表示诚挚的感谢。

  责编顾真是译文社的青年才俊,本身也是文笔出色的译者。在上下卷的译稿交付后,由他负责通读审看。他一字一句都不放过,挑出了很多存有讹误或文句不通的地方,对译稿的最后完成亦贡献良多。因此,不妨可以说,这个译本的诞生及其品质,也是译者和责编的共同成果。在上下卷出版的过程中,遇事便会和他联络,留下了许多美好回忆。苏沪之间往来便利,我每到上海必会与他碰面,彼此也成了很好的朋友。

  当然也要感谢我和蔡海燕博士各自的家人和朋友。在这个喧闹而略显迷乱的时代,你们一如既往的理解和后援支持,共同促成了这部译诗集的问世。

  最后,也要感谢《诗选》的每一位读者。当你们将目光稍停在诗集某一页时,请接受邀请,一同来默诵奥登的篇章。我很难保证奥登的每一首诗都能打动你,亦很难保证译文必能符合你们的期待(正如上卷《译者序》中所说,“译文本身也并非一个固化的存在,而是一个持续改善的动态过程,它正期待着今后的合理修正。”)。但是,我相信,这些诗句一旦被你们亲口诵出,就将又一次地获得它们新鲜的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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