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梵高的生平和代表作?

归档日期:10-01       文本归类:奥古斯汀      文章编辑:爱尚语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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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展开全部文森特·凡高Vincent van Gogh(1853~1890年)出生于荷兰赞德特镇一个新教牧师之家,24岁之前,曾在海牙、伦敦、巴黎等地的古匹尔画店当店员。后来成为传教士,在比利时西南部的博里纳日矿区传教,由于同情和支持穷苦矿工的要求而被解职。在度过了一段极度失望和贫困的生活后,他决定在艺术的探求中完成自我的解脱。1880年以后,他到处求学,向比利时皇家美术学院求教,向荷兰风景画家安东·莫夫学g,但最后还是决定自学。他克服种种困难,努力按自己的认识表现世界。在1886年以前,他的作品还都处于探索的时期,代表作有《吃土豆的人》、《纺织工》等。1886年凡·高随他担任古匹尔画店高级职员的弟弟来到巴黎,结识了图鲁兹一劳特累克、高更、毕沙罗、修拉和塞尚,并参加印象主义画家们的集会。从而使艺术眼界大为开阔, 开始以完全不同于过去的方法作画,画面色彩强烈,色调明亮。1888年2月,他同高更结伴同行,到法国南部的阿尔写生作画,长达一年之久。这是他艺术风格形成的最重要的时期,南国的强烈阳光和阳光照耀下的市镇、田野、花朵、河流、农舍和教堂,使他禁不住一遍又一遍地高喊: “明亮一些,再明亮一些!”

  他和高更这时已经同印象主义的观点发生分歧,却同时对表现主义或者象征主义发生浓厚的兴趣。因此,曾经有过建立“南方印象主义”或者“印象主义分离派”的打算。后来因为2人的关系恶化,高更离去,凡·高在发生割下自己耳朵的事件之后精神逐渐分裂。因此,他们没有结成任何团体。1890年,经过圣雷米的德莫索尔精神病院的长期住院治疗,病势稍有好转后,凡·高回到巴黎,住在瓦兹河畔的奥韦尔,接受伽塞医生的专门治疗,并勤奋作画,作有《伽塞医生肖象》、 《奥韦尔的教堂》等。但是,在1890年10月27日,在同伽塞医生发生争吵之后,突然开枪自杀,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凡高一生留下了丰富的作品,直到去也之后才逐渐被人们所认识。这些作品中作者突出地追求自我精神的表现,一切形式都在激烈的精神支配下跳跃和扭动。‘这样的艺术对20世纪表现主义影响甚深,特别是苏丁和德国表现派画家,从凡·高的作品中吸取了不少重要的原则。他是继伦勃朗之后荷兰最伟大的具有世界性影响的画家。但是,当他还活着的时候,一共只卖出过1幅画。

  当所有的事似乎都一帆风顺的时候,却发生了一件令凡高大受挫折的事情。1847年,凡高痴情地爱上了房东的女儿尤尔秀拉。但这位少女并不在意这个木讷的荷兰青年,嫁给了别人。初恋的痛苦使凡高的心灵蒙受耻辱,性格变得忧郁和暴躁,而他的生活也从此进入了一段颠沛流离的时期。

  失恋后的凡高愈来愈寡言,孤寂的他在这个时候渐渐趋向宗教,深深地沉浸在超越个体生命的神圣思想中,无心从事画商工作。1875年12月,他悄悄地独自回乡。翌年春天被解雇。之后,凡高辗转于巴黎、拉姆斯盖特(英国)、布鲁塞尔等地,作过店员、教师和学徒工。这期间,他看到了下层人民的贫困,也很同情他们。为了“抚慰世上一切不幸的人”他把希望寄托在宗教上。

  1877年,凡高到阿姆斯特丹准备参加神学院的入学考试。他拼命学习,每天要花费18至20个小时去钻研很深奥的教义和希腊文的动词变化。但艰深的功课使凡高深受打击。“我只希望把和平带给贫苦的人,给予他们生活的安乐,使他们安于工作,我要做这一件事,却为什么要经受这么多的挫折与痛苦?”

  在阿姆斯特丹的求学期间,凡高一方面尽力实现做一名拯救人类悲惨灵魂的牧师的心愿,另一方面对绘画的兴趣与日俱增。他常翻看《艺术》杂志,也常到美术馆去参观。米勒、伦勃朗等艺术大师的作品给他以深刻印象,他开始临摹他们的作品,还常到野外写生。但这种学习给凡高带来了矛盾的心理。把万千世界搬上画布的欲望与献身传道的愿望如同两股烈火在他体内涌动。虽然后者(传道)暂时抑制着前者(绘画),但当两者汇合起来时,对绘画的热望便变成一股强烈的火焰,熊熊地燃烧起来。不过在汇合之前,尚需经历许多的迂回曲折和煎熬苦炼。每当凡高认为自己的想法超出正轨或是自己怠慢了应行的义务时,便使用自我惩罚:躺在床上,用棒子打自己的背。不久,凡高自我放逐,搬到一个没有任何家具的简陋房间,将漂亮衣服及其他东西施舍给别人。这种自我惩罚的倾向在凡高以后的生活中,隐隐地呈周期性的反复。

  1876年,厌倦了学习的凡高回到了埃登,并且已决心做一名画家。当时新寡的表姐凯瑟琳住在他的家里。凡高对这位表姐非常爱慕,并进而求婚。但凯瑟琳却被凡高狂热的爱情所惊吓,逃回了娘家。不死心的凡高追至阿姆斯特丹,把自己的手插入煤油灯中,恳求与她见面。其后,凡高在海牙与妓女席恩同居,在明知其行为极不检点的情况下,仍把一切都给了她,乃至在阿尔割下耳朵,最终在奥弗悲剧性地结束自己的生命。这些同样性质的行为,都体现了凡高强烈的自戕倾向。这种倾向不仅仅生于对宗教信仰的狂热,更是为了抗拒社会的不合理与世俗的种种法则,凡高的自我惩罚体现了他对现实的无能为力。这同时也造就了他那近乎恐怖的,狂热而执着的情感。

  直到现在,很多人仍认为凡高是一个异于常理的天才,但回溯他绘画的历程,仔细阅读他遗留下来的一大堆书简,我们可以知道,凡高履行了做人所应当恪守的原则,那就是对自己诚实。他的疯狂与自杀,丝毫无损于他纯洁的精神。遗憾的是,始终依赖他,认定他的真挚的,仅仅只有他的弟弟提奥。

  在埃登短暂停留后,凡高来到布鲁塞尔的传教士学校学习。1878年12月,在父亲的帮助下,凡高到达“火与矿物共同沉睡在大地内部的地方”--波里那日。他开设圣经讲座,访问贫家,还给孩子们讲课。他在一封信中说:“波里那日的风景恰似画面那样美,那样独特。圣诞节前是连续阴郁的日子,这几天下了雪。这些景色住房让人联想起中世纪的绘画,或使人想起红与绿,黑与白等强烈色彩的对比效果表现的画”信中表现了他对传教的热忱以及与生俱来的画家眼光。翌年1月,布鲁塞尔委员会接受了他的申请,准许他暂时以6个月的期限担任瓦睦村的传教士。凡高非常高兴,在这个矿工村,他以早年在基督为楷模,甘愿把自己的一切献给贫苦的人们。他节衣缩食,竭尽全力帮助矿工。矿井发生事故时,他去看护伤员;斑疹伤寒流行时,他去护理病人。尽管如此,凡高的崇高品德却被教会组织讥讽为自讨苦吃,最终还以不合教规为由解聘了他。

  突如其来的打击使凡高惊愕了,也醒悟了,他开始自省。走在波里那日下着寒雨的荒凉原野上,他深切地感到自己的体内存在着某种东西。在极端的消沉中,宗教性的狂热慢慢消失了,继之而起的,是在他脑海中流转着的对绘画的热望,这种热望正在超越其他一切感觉,即将奔涌出来。“我要再度站起来,我眼前的一切都变了,我的铅笔一天比一天容易控制,也一天比一天好。”

  1880年,经过认线岁的凡高毅然放弃了“圣职”,决定重拾画笔,借助艺术的创作去拯救贫苦的人们。这一打算虽然遭到父亲的极力反对,但却得到在画店工作的弟弟提奥的全力相助。年终,凡高来到布鲁塞尔,开始自学美术。次年,拜海牙画家莫夫为师,接受正规训练。一向性急、暴躁的凡高十分耐心地学习着。他刻苦、坚定、又有观念性和计划性。他总是就一个题材作很多张画。从他一系列的静物画中可以看出他是如何谨慎地尝试着把明暗置换为色彩关系的。《纽南教会出入的人群》(1884年)这幅作品便体现了凡高对光线敏感的特质。水平及垂直两个方向的动态,与明暗的强烈对比,强调了光线的象征性效果。在《森林中的少女》(1882年)一画中,“铺满落叶的红褐色地面,因树荫而乍明乍暗,斑驳陆离……”自然的美景深深地打动了凡高。他以饱含强烈感情的画笔描绘着眼前的一切。

  凡高一开始就知道自己要画些什么,要表现什么,所欠缺的只是不能随心所欲地画出自己想画的东西。那些表面的形状与美丽,并不是绘画的主要目标,他所要画的,是正在辛勤工作的劳动者的姿态,与大地斗争的人们的汗水、动作与神态。这些人就是农夫、煤矿工、除雪工、堆积草束的人以及其他劳动着的人。他要画他们所有的姿态与动作。对他来说,“描绘劳动者的动作”才是“现代艺术的核心”。他不怕破格或夸张、扭曲,他的愿望是能够准确地捕捉其动作、姿态。他临摹米勒的《耕作》、《一日的四个时辰》,他想继承米勒未完成的工作,想画“让米勒也了解的”。在探索个人艺术道路之初,凡高便把对劳苦民众的真挚同情植入自己的作品之中。

  1882年1月底,凡高认识了一名麻脸、酗酒、已为人母且又在怀孕中的30岁的妓女--克丽丝汀·玛丽亚·贺鲁尼库(席恩)。对于她坎坷的遭遇和糟糕的生活状态,凡高很是同情。他倾注了全部的爱来照顾这个女人,并以他为模特儿画了一幅名叫《悲哀》的石版画。凡高曾试图与她共同生活下去,但她还是离开了。

  1883年,结束了与席恩的同居生活,凡高离开海牙前往德伦特。他在到处可以看到泥炭小屋与贫苦农家的纽·阿姆斯特丹滞留了几天。缥缈的地平线与泥炭山,工作着的农妇,淡紫与白色的天空以及暴风雨似的重云,凡高将这一切留在他的画作《田里的农妇》(1883年)中,这幅作品是凡高在静寂的荒野中,找到自我安慰,寻回人生信念的心情写照,这使得作品深具宗教色彩,从中也不难看出米勒的作品《晚钟》的影子。

  1883年,凡高回到父亲供职的教堂所在地纽南。在纽南的两年中,他不断提高素描技巧,受荷兰现实主义画风的影响,画面黝黑,富有乡土气息。这一时期所作的《吃土豆的农人》(1885年)是凡高在画了许多农民写生画之后集大成的作品。为完成这幅作品,他作了同样构图的习作两幅。其中素描与速写各一幅。还作了许多农夫、农妇的肖像,一些室内静物及手的素描等。画面采用伦勃朗的光线集中法,用野性的笔触强调了人物的形体与姿态。他注重画面所表达的情感,而不是色彩的相互关系。“我想清楚地说明那些人如何在灯光下吃土豆,用放进盘子里的手耕种土地……”在这幅农家“圣餐”像中,凡高无视都市化的现代趣味,用真挚的感情绘制出朴拙的农人的美与力。不难看出些时的凡高正向往着成为一名“农民画家”。

  自纽南时期起,凡高渐渐意识到色彩的神秘与微妙。1885年11月底,凡高去了安特卫普,在那里等着他的是鲁本斯明亮而大胆的色调与日本浮士绘版画上所能看到的更新的色彩语言。3个月期间,他如痴如醉地埋头学习,领略着鲁本斯的风采,接触到日本的浮士绘版画,并受到港都安特卫普朝气的刺激。深沉的色彩开始明朗化,笔触变大,开始注意对比的美,这是对色彩的觉醒。凡高准备启程前往巴黎,那个正在进行色彩解放的艺术之都。也正是在这时,凡高作了第一幅自画像。自此,开始了他那著名的对自我的审视。

  1886年3月初,33岁的凡高到达巴黎。巴黎自由的艺术氛围和亮丽的印象派使他大为震惊。他认识到眼前的这个艺术世界与他所进行的创作存在着很大的差距。他急切地想去了解印象派,因而显得焦躁与不安。经提奥的介绍,凡高与一批印象派画家相识,并与他们共同探讨绘画的新技巧。当看到自己的作品也像他们一样充盈着明亮的色彩,捕捉到阳光下刹那的变化时,凡高的血沸腾了。他认为“新的观念出现了,和若干年以前的调子完全不一样的画被画出来了。”

  在巴黎这个艺术之都,这位目光锐利,独来独往的年轻人受到了印象派的洗礼。印象派的运动自1874年第一次展览会以来,已在当时达到极盛。莫奈、毕沙罗和西斯莱各成一家,他们否定了物象的固有色,只靠自己的视觉体验,再现事物于画面。这种绘画理论深刻地影响着凡高。虽然,初抵巴黎的凡高还不曾完全脱离灰暗的色调,但他的笔触已渐渐带有轻快感。他研究色彩的对比与不和谐感,学习色彩分割与素描的新手法,逐步孕育出超越他人境界的艺术创作。

  凡高这一时期的作品呈现为强烈而明亮的印象派色彩,新印象派(点彩派)的奥秘也被融会贯通。如在《塞纳河畔》这幅类似毕沙罗风格的画作上,凡高显示了他对光线的综合与明暗效果的全面掌握,亦体现出他对强烈色彩的偏爱。如《汤基大爷》(1887年)一画,深蓝与红褐相映衬,背景是绚烂的浮士绘,色调与彩度似乎都过于强烈。《巴黎风景》一画则尚未脱离由补色混合的灰色调,而《花束》一作则是凡高学习印象派技法的代表作。

  自安特卫普时期,凡高就热衷于日本的浮士绘。在巴黎,凡高经常光顾的一家专门收藏浮士绘的画廊。在这所“日本趣味”的中心,凡高对这里的藏品细心研究,并作了许多临摹。这其中,他最喜欢日本画家广重的作品。他临摹了广重的《龟户梅屋铺》,作了《日本趣味(梅树)》(1887年)。虽然这是一幅临摹图,但画中天空红色,大地的绿色都比原画更加强调,梅树枝节的线条更大胆坚强。另一幅临摹作品《雨中的桥》(1887年)将原画中海的灰色改为绿色,使原画的萧条感也因此消失。凡高从浮士绘中汲取特色,在保持个性的基础上,博采众长,开始形成自己独特的艺术风格,并进而站到现代绘画的最前沿。

  在巴黎的生活是放荡不羁的,多样的艺术形式和纷乱的都市生活使凡高感到不安与孤立。他过度酗酒,胡闹,行为变得激进,神情也异常过敏。即便如此,他依然勤于创作。《“铃鼓”咖啡屋的女郎》(1987年)就是这期间画的。画中的女人所说便是凡高常去的咖啡屋的女老板奥古斯汀娜·谢加都莉。这幅画微细的笔触与色彩并置的方法,表现出凡高对于点彩派的倾向。

  拥有了印象派灿烂色彩的凡高,内心蕴藏着一股强烈的情感竭待渲泄。身处阴郁的巴黎,他天天憧憬着热烘烘的太阳,向往着更明朗的地方。因为他的心中,有十倍于太阳的热情,急需一团烈火加以引发。

  1888年2月,凡高到了法国南部阿尔,立即陶醉在阿尔冬雪消融、大地回春的秀丽风光中。在阿尔,摆脱了印象派“客观主义”描绘自然方法的凡高,凭借个人的感受,尽情地创作。不到三个月,凡高竟画了200多件作品。这几乎是他在巴黎的两年时间所画作品的总和。此时,凡高的天分完全表露出来,他本身的旋律与自然界的旋律已合而为一了。在阳光遍洒的麦田中,凡高象蝉一样快乐,每天由清晨到傍晚,他都不停地拼命工作。面对阳光明朗的阿尔,凡高的思维异常活跃。他的绘画手法产生了巨大的变化:他不再把全部注意力集中在情节题材上,而只考虑怎样画。《阿尔的吊桥》(《兰格罗瓦桥》1888年)是凡高在阿尔最初的代表作。吊桥以蓝天为背景,轮廓清晰;河流也是蓝色的,河堤接近橙色;岸边有一群穿着鲜艳外衣的妇女;一辆马车正在通过吊桥。整个画面色彩清新,呈现出一派春天的景象,充分体现了在忙碌的生活中,凡高充实愉悦的心情。在《菜园》(1888年)一画中,阿尔近郊的田园风光和收割情景被搬上了画布。强烈的色彩对比和准确的远近法使画面坚稳,充分表达了凡高投入自然怀抱中的安祥自信的心情。这幅画不再似印象派那样,颜色大片大片地铺开,在透视上由近及远,颜色虽强烈,但整个画面却平整而明快,极富韵律。这种源于印象派又有别于印象派的形式,极大地调动了画家创作上的主观能动性,导致了表现手法的运用和新表现领域的开拓,使凡高一跃成为后期印象派的代表人物。

  南方的夏天非常炎热,凡高因此待在家中画了一些肖像画以及《夜间的咖啡座》(1888年)以及《向日葵》(1887年)等作品。《夜间的咖啡座》描写的是凡高所借住的通宵营业的兰卡散尔咖啡馆。他觉得夜间比白天更充满生气勃勃的色彩,所以常跑到户外画星星。在这幅画中,桔黄的天棚与深蓝的星空形成逆向的对比,仿佛表现着希望与悔恨,憧憬与放浪两个主题的对照,隐约暗示凡高自身那复杂不安的精神与永不间断的呻吟。

  向日葵是凡高的崇拜物,是太阳之光,是光和热的象征,是他内心翻腾的感情烈火的写照。对于这种生长在大地上的太阳,法语中称之为旋转的太阳,英语中称之为太阳之花。凡高对它的喜爱和到南方追求阳光,就是对旋转、炎热的天体的一种憧憬,并试图去捕捉那由中心向周围旋转的分量感。《花瓶中的十四朵向日葵》以黄色调为主,加上一些青色和绿色,奏响了一支黄和绿的交响曲。画面运用了装饰性的安排,由于笔触有力,显得极富生命力,是凡高同类作品中的力作。

  凡高在阿尔所作的肖像画《阿尔的少女》(1888年)《阿尔女郎》等作品充满阳光与明朗的色调,表达朴素、坚实。凡高用纯洁的心去观察生活,凭自己的感觉描绘对象。《邮差卢朗先生》(1888年)一画中,凡高以藏青色为主调,为强调衣服的皱褶,使用了黑色线条,而制服上的金钮扣闪闪发亮,宛如星辰。棕黄、柔软的胡须又淡化了制服所造成的严谨,使画中人物有一种牧师般的神圣感觉。细看这些肖像画,模特的呼吸、体质与气息表现无遗。

  阿尔的凡高充满了自信。尽管物质生活极度困难,他仍然幻想建立一种可观的艺术生活。为了维持生计,也为了构筑精神上的堡垒,凡高梦想在阿尔成立一个新色彩主义画家的画派,即“友人之家”(“未来画室”)。1888年,凡高向远在巴黎、布鲁塞尔的朋友寄出请柬,希望艺术家们都能来到阿尔,共同创造世界上最美的图画。遗憾的是只有高更一人于10月20日到达了阿尔。

  两个人共处的生活在开始几个星期还算和睦,到11月间,便经常因为绘画意见的不同而发生争执。这时的高更开始以黑色轮廓线勾出画面轮廓,再加上色面来处理,富有装饰味道。而凡高的品性热情似火,以自己的感觉作为唯一指南。高更也不喜欢阿尔,他憧憬更为原始的生活。两个固执的人开始为了各自的艺术见解对峙起来。

  12月,凡高画了一幅《凡高的椅子》,椅子周围空无一人,传达出浓浓的悲凉情绪。大概凡高已意识到高更将要离去,而自己又要陷入没有欢乐也没有争论的孤独境地。“友人之家”显然是失败了,这个沉重的打击加上近9个月的狂热创作,使体力和精神均处于极端衰弱的凡高终于在和高更的又一次口角之后,割掉了自己的一只耳朵,并把割下的耳朵放进信封里,交给阿尔的妓女兰秀儿,请她“好好保存”。高更要求凡高住院治疗,并打电报给提奥,请他立即赶来,自己则返回巴黎。提奥赶到时,凡高正陷入严重的歇斯底里状态,不久便被送入精神病院。

  1889年1月,凡高一度出院,他“希望在此地(阿尔)做一些想做的事情,并且等春暖花开时,再画些果树园。”在此期间,凡高创作了《吸烟斗的自画像》(1889年),这是他的自画像中极富代表性的作品。画中无论红橙相间的背景,还是蓝色的无边帽和绿色的大衣,都采用了纯色。皮肤为棕色,加有黄色和紫色的反光。这些颜色对比强烈,却异常和谐。色彩纯净明亮,富有生气,整个画面呈现出一片饱和。但即便如此,这幅画也绝非凡高出院后心理安定的体现,而是因为意识到旁人的白眼,面对提奥与高更时背负的沉重心理负担,及担心病情再次发作所产生的不安与恐惧,这种种复杂心态的表露。 自画像是凡高绘画艺术中最大的特色之一。凡高以自己的画笔描述生命瞬间,完全真实地凝视自己和表现自己。凡高的自画像若按时期分,大致如下所列:

  从创作时间来看,1887年夏天是创作最丰期。那时的凡高正处于初到巴黎的震惊当中,他对外部世界的审视转向对自我的凝视,他不断挖掘内心世界,以此平衡心中的感受。

  凡高靠自责自伤的心情与伤害自己的行为来渲泄内心的孤独与不安。他的热情与热心常伴随着兴奋与冒失,从性格上则表现为急躁与率直,这使得他一直孤立于人群之外。于是,他不断地自审。这便是他在短短三年半的时间内,创作了42幅自画像的缘由。他以这种方式无情地剖析自我,探索自我,这使他感到更不安、更孤独。

  对艺术的狂热使生活中的凡高近乎癫狂,1889年2月初,凡高的病情又发作了。5月8日,凡高来到离阿尔25公里的圣雷米精神病疗养院。在这里,他画医院里的花园,画看守,画窗外的风景。他把自己交替出现的希望与绝望,把对生命的种种感受都融入画中。色彩、笔触、构图都达到动人心魄的境界。

  《黄色的麦田》(1889年)描绘的便是疗养院窗外的风景。这幅画完全没有直线的笔触,所有物体都卷曲着、泉涌着,金黄色起伏的麦田和火焰般的柏树,使人有微风拂、摇曳生姿的快乐感觉,但白色的云与粉绿的天幕构成的不透明的天空却厚重、压抑。整幅画面显得矛盾、忧虑。

  凡高在疗养院一直住到第二年5月,其间病情反复。发作期间,整个人陷入惊恐之中,有时会吞食颜料或石油,甚至服毒。发作之后,则完全平静,头脑也很清晰,一经许可便努力作画。这一时期的作品完全有别于阿尔时期的作品。支配阿尔时期的黄色交响乐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对生命深刻的爱。线条变得简洁、强韧、粗大;曲线与螺旋的律动支配着画面。大地、天空、星夜、树木都呈现出一种令人目眩的动感。

  《星月之夜》(1889年)是凡高色彩象征主义的名作。翻滚的天空中,星星宛如一条巨龙在旋动,新月成了一个漩涡,暗绿色的柏树如一股火焰从大地深处涌冒,教堂的尖顶不安地伸向天空。凡高改变了传统的造型方法,色彩上也改变了印象派的可观性,而强调主观感受的表达。这正符合凡高的绘画主旨:绘画不能仅满足于对事物外部形象的描画,而应在凭感觉描绘自然的同时,表达艺术家的主观见解及情感,使作品具有个性和独特的风格。《圣雷米的山丘》(1889年)便是一幅极有凡高个性的作品。描绘山丘的笔触形成一连串的弯曲,仿佛从大地中涌现出来。虽然“山不像山,轮廓那么粗大,……不过线条生动,强且有力,即便有点夸张,仍然不失为一幅好画。”(凡高)

  这期间提奥夫妇生下了男孩;艺坛评论家奥利维写了第一篇有关凡高的评论;《红色葡萄园》卖出去了,这是凡高有生之年唯一卖出去的作品。但这些好消息,并未使凡高的心境真正明朗起来,加之病情的继续恶化,凡高准备脱离医院这个环境。

  1890年,凡高回到巴黎,在提奥夫妇的公寓里受到4天的款待。5月17日,凡高移居离巴黎不远的奥弗,由关心印象派画家的医生贾歇负责照顾。凡高住在镇公所前广场的咖啡馆楼上,与同室的人相处很好。周围的人并不知道他来自疗养院。凡高的心情有了一段时间的平静。他画了许多贾歇医生和他女儿的肖像,以及当地的村营风景。画中赏心悦目的蓝色重新出现。作品《茅屋》(1889年)弯曲的、起伏的线条比之圣雷米时期更自在、更阔达;线条犹如音乐般充满节奏感;笔触时强时弱,轻重缓急,十分自在。奥弗这个美丽的地方使凡高感到了如归故里的安乐。然而,这种平和安祥并未持续多久,忧伤和郁闷再次席卷心头。

  带有浓烈悲剧性的作品诞生了。它们是两幅预告死神来临的作品--《暴风雨似的天空与麦田》(1890年)和《群鸦乱飞的麦田》(1890年)。凡高在巴黎曾作过一幅《孤鸟翔空的麦田》(1887年),清新明朗,仿佛可以从画中听到远处的歌声。而《暴风雨似的天空与麦田》却用浅色调把窒息、焦虑的心情和对现实的失望完全表现出来。《群鸦乱飞的麦田》则用强烈浓郁的色彩,画出凝视死神袭来的苍凉心情。凡高的暗示手法已经十分成熟。凡高的艺术生涯已达到巅峰,他的生命历程也随即接近尾声。

  当得知一直接济自己的弟弟提奥因为结婚生子,经济出现拮据时,凡高的心被彻底击碎了。“我把钱还给你吧,现在我就去寻找自己的归宿”,给弟弟写完这段文字后,1890年7月27日,凡高和往日一样,背着画架走向麦田,在距离他住宿的地方数百米远的农家庭院旁,他举起手枪放在胸口并扣动了扳机。子弹没有打中心脏,他又摇晃着走回卧室。当天晚上,凡高口含烟斗,一言不发。第二天,还和来看他的提奥谈起他的艺术见解。至晚上时,他开始虚弱,延至半夜(7月29日凌晨1时30分)便停止了呼吸。

  梵高摒弃了一切后天习得的知识,漠视学院派珍视的教条,甚至忘记自己的理性。在他的眼中,只有生机盎然的自然景观,他陶醉于其中,物我两忘。他视天地万物为不可分割的整体,他用全部身心,拥抱一切。

  梵高几乎没有受过什么正规的绘画训练。为弄到画布、油彩和画具而日复一日地奔波劳碌,精神上也不断处于矛盾的状态,为追求艺术的完美而承受着压力,这些即使不是他后来罹病的直接原因,也给他的生活悲剧埋下了种子。

  梵高着意于真实情感的再现,也就是说,他要表现的是他对事物的感受,而不是他所看到的视觉形象。

  梵高把他的作品列为同印象主义画家的作品不同的另一类,他说:“为了更有力地表现自我,我在色彩的运用上更为随心所欲。”其实,不仅是色彩,连透视、形体和比例也都变了形,以此来表现与世界之间的一种极度痛苦但又非常真实的关系。而这一鲜明特征在后来成了印象派区别于其他画派而独立存在的根本。

  梵高是一位具有真正使命感的艺术家,梵高在谈到他的创作时,对这种感情是这样总结的:“为了它,我拿自己的生命去冒险;由于它,我的理智有一半崩溃了;不过这都没关系……”.

  梵高从来没有放弃他的信念:艺术应当关心现实的问题,探索如何唤醒良知,改造世界。

  梵高自杀年仅三十七岁,作为一位艺术家,直到死前不久他才以其震憾人心而富于想象力的绘画赢得评论界的赞扬。

  梵高死后不出几年,一些画家就开始模仿他的画法,为了表现强烈的感情,可以不对现实作如实的反映,这种创造性的态度被称作表现主义,并且证明是现代绘画中一种历久不衰的倾向。即为了主观意识而对物体进行再塑造。

  尽管高更和梵高的名字双双成为现代表现主义的先锋,成为极端个性化的艺术家的典型,但要设想他们的个人特点有多在不同则是很难的。高更是个攻击传统观念的人,语言刻薄、玩世不恭、冷漠无情,有时蛮横无礼。而梵高对于共事的艺术家,则充满了一种天真的热情的深沉的爱。在他有了一段生活经历之后,这种爱使他成为一个美术商人,并产生了进行理论研究的愿望,进而成为比利时煤矿区的一名传教士。1880年他开始学画,后来他在布鲁塞尔、海牙和安特卫普进修。于1886年来到巴黎,他在这里见到了劳特累克、修拉、西涅克和高更以及原先的印象主义小组的成员。

  梵高在巴黎结识了印象主义画家之后,他的调色板就变亮了。他发现,他唯一深爱的东西就是色彩,辉煌的、未经调和的色彩。他手中的色彩特征,与印象主义者们的色彩根本不同。即使他运用印象主义者的技法,但由于他对于人和自然特有的观察能力,因而得出的结论也具有非梵的个性。这从来都是如此的。而这种色调与向日葵永远朝向太阳的精神又如此吻合。“无论多高多大,永远不会忘记自己的来处”.这就是向日葵的精神。

  梵高的激情,来自他所生活在其中的那个世界,来自他所认识的人们所做的按捺不住的强烈反应。这绝不是一个原始人或小孩子所做的那种简单的反应。他写信给弟弟提奥的信,是一个艺术家写出来的最动人的故事。信中表明了他高度敏感的知觉力,这种知觉力完全符合他他那感情的反应。他敏锐地意识到,自己正在获得效果,这种效果是通过黄色或蓝色来取得的。虽然他的大部分色彩观念用来表达对于人物和自然的爱,及其表现过程中的愉快,但他对较深的色彩十分敏感,所以在谈到《夜晚的咖啡馆》时说:“我试图用红色和绿色为手段,来表现人类可怕的激情。”《夜晚的咖啡馆》是由深绿色的天花板、血红的墙壁和不和谐的绿色家具组成的梦魇。金灿灿的黄色地板呈纵向透视,以难以置信的力量进入到红色背景之中,反过来,红色背景也用均等的力量与之抗衡。这幅画,是透视空间和企图破坏这个空间的逼人色彩之间的永不调和的斗争。结果是一种幽闭、恐怖和压迫感的可怕体验。作品预示了超现实主义用透视作为幻想表现手段的探索,但是没有一种探索,能有如此震撼人心的力量。

  梵高的宇宙,可以在《星夜》中永存。这是一种幻象,超出了拜占庭或罗曼艺术家当初在表现基督教的伟大神秘中所做的任何尝试。梵高画的那些爆发的星星,和那个时代空间探索的密切关系,要胜过那个神秘信仰的时代的关系。然而这种幻象,是用花了一番功夫的准确笔触造成的。当我们在认识绘画中的表现主义的时候,我们便倾向于把它和勇气十足的笔法联系起来。那是奔放的,或者是象火焰般的笔触,它来自直觉或自发的表现行动,并不受理性的思想过程或严谨技法的约束。梵高绘画的标新立异,在于他超自然的,或者至少是超感觉的体验。而这种体验,可以用一种小心谨慎的笔触来加以证明。这种笔触,就象艺术家在绞尽脑汁,准确无误地临摹着他正在观察着的眼前的东西。从某种意义上看,实际确是如此,因为梵高是一位画其所见的艺术家,他看到的是幻象,他就是幻象。《星夜》是一幅既亲近又茫远的风景画,这可以从十六世纪风景画家老勃鲁盖尔的高视点风景手法上看出来,虽然梵高更直接的源泉是某些印象主义者的风景画。高大的白扬树战栗着悠然地浮现在我们面前;山谷里的小村庄,在尖顶教堂的保护之下安然栖息;宇宙里所有的恒星和行星在“最后的审判”中旋转着、爆发着。这不是对人,而是对太阳系的最后审判。这件作品是在圣雷米疗养院画的,时间是1889年6月。他的神经第二次崩溃之后,就住进了这座疗养院。在那儿,他的病情时好时坏,在神志清醒而充满了情感的时候,他就不停地作画。色彩主要是蓝和紫罗兰,同时有规律地跳动着星星发光的黄色。前景中深绿和棕色的白杨树,意味着包围了这个世界的茫茫之夜。

  梵高继承了肖像画的伟大传统,这在他那一代的艺术家里鲜见的。他对人充满了激情的爱,使他不可避免地要画人像。他研究人就象研究自然一样,从一开始的素描小品,一直到1890年他自杀前的几个月里所画的最后自画像都是如此。它如实地表现出疯人凝视的可怕和紧张的眼神。一个疯人,或者一个不能控制自己行为的人,无论如何也不能画出这么有分寸、技法娴熟的画来。不同层次的蓝色里,一些节奏颤动的线条,映衬出美丽的雕塑般的头部和具有结实造型感的躯干。画面的一切都呈蓝色或蓝绿色,深色衬衣和带红胡子的头部除外。从头部到躯干,再到背景的所有的色彩与节奏的组合,以及所强调部位的微妙变化,都表明这是一个极好地掌握了造型手段的艺术家,仿佛梵高完全清醒的时候,就能记录下他精神病发作时的样子。

  在这幅画上仍然有着人们熟悉的他那特有的金黄色,但它却充满不安和阴郁感,乌云密布的沉沉蓝天,死死压住金黄色的麦田,沉重得叫人透不过气来,空气似乎也凝固了,一群凌乱低飞的乌鸦、波动起伏的地平线和狂暴跳动的激荡笔触更增加了压迫感、反抗感和不安感。画面极度骚动,绿色的小路在黄色麦田中深入远方,这更增添了不安和激奋情绪,这种画面处处流露出紧张和不详的预兆,好像是一幅色彩和线条组成的无言绝命书。就在第二天,他又来到这块麦田对着自己的心开了一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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